“爾濱”帶來的文旅內卷熱潮尚未完全褪去，“冷思考”已經在路上。文旅部近日印發通知，要求對文化和旅游宣傳推廣活動加強規范引導，避免一味追求流量，“造噱頭”“博眼球”。在1月30日舉行的第四次江蘇文化和旅游自媒體聯盟年會上，“跟進不跟風，出彩不出丑，有感不反感，整體不散裝”成為江蘇文旅宣傳的一個共識。

在稍早些時候召開的江蘇省兩會上，面對“水韻江蘇為啥不聽勸”的發問，省文旅廳也給出了“保持定力”的答復。

守住自我、深耕自我，在各地文旅應戰互舞乃至各種玩梗的泛娛樂化熱潮中，這份定力顯得清醒而珍貴。定力背后，是對“流量并非一切”的清晰覺知：做好文旅營銷、利用“好感傳播”固然重要，城市自身的成長與綜合素養更加重要，城市作為“文化的容器”，必須成為持續的創造者、穩定的表達者。

其實，剖析近來的文旅現象不難發現，旅游行業已然深度迭代：全域旅游、泛旅游打破了“景區”與“非景區”的界限，旅游吸引物從“風景”嬗變為“場景”，旅游目的地比拼的不再僅是奇山異水等先天資源稟賦，更是獨特的人文景觀，譬如當地人的生活方式、生命姿態，有滋有味的煙火人間——從貴州“村BA”、天津“跳水大爺”到淄博燒烤莫不如此。這些與“人”相關的生活場景，以飽滿的細節隱喻城鄉生命機體的活力，成為凡俗塵世、疲憊人生里最為動人的風景，它們為網民提供了一種“生活在別處”的想象性治愈，為人們心中的“美好生活”增添了細節與色彩。

或許可以說，文旅產業真正的賣點，在于地方的活力。2024開年最“卷”的“文旅局”中，由電視劇《繁花》釋放的文旅長尾效應頗具啟示意義。透過《繁花》，人們讀到了時代、城市與人的相互成就，上海對阿寶的“托舉”成為城市活力的絕佳寓言。同時，上海的“人設”并非單一扁平、生搬硬“凹”的，《繁花》中黃浦江與蘇州河的悖反意象各自生長，黃浦江的奔騰創造，與蘇州河的市井煙火，合力描摹出多面、包容、浩瀚、駁雜的“魔都”形象，令人感嘆“只有在這樣的地方，才有這樣的生活”。

一如評論家汪政所言，城市的文化發展到一定高度，就成了“腔調”。“腔調”是一種能夠“聚氣”的無形資產，是連接城與人的中間介質，它既讓本地人深愛吾鄉，也讓外地人熱情奔赴，如此獨特的文化資源稟賦，才是一座城市近悅遠來的“流量密碼”。

在南京，夫子廟、總統府、鐘山是傳統熱門打卡地，而新的“城市風景”“城市故事”正在生長，并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分眾游客。近年來，南京在延續歷史文脈和特色風貌中持續扮靚老城區，進一步促進業態更新、環境提升和文化保護傳承，頤和路、小西湖都是聞名全國的城市更新樣本。在徐州，當地從資源枯竭到生態蝶變、文旅興旺的轉型發展故事，也許比“大漢風華”更值得咀嚼欣賞。

因此，旅游是看“過去”，也是看“當下”；是看“歷史”，也是看“發展”；是看“營銷”，也是看“底氣”；是看“風景”，也是看城市的“綜合素質”。在提升服務品質上俯身“寵粉”，在形象輸出上更注重講故事的方式，是這波“流量大戰”帶來我們的啟示。而真正的功夫須下在“屏幕背后”——發揮歷史主動精神，堅持守正創新，構建城市的文化主體性，同時以文旅作為城市表達的途徑。唯有這樣，才能夯實高質量發展的基礎，在新一輪城市比拼中搶占先機，而不能因流量的“泡沫”忽視發展的成色。

作為潛在的游客，在由“爾濱”掀起的“潑天的富貴”之中，我們或許都是參與圍觀和狂歡的一分子。但唯有“走出流量”，我們才有可能真正收獲旅行的意義。

人類為何旅行？保羅·索魯在他著名的《旅行之道》中寫道，旅行是因為“想在遙遠的地方找到新的自我”：“我對‘別處’的重要性篤信不疑。作為一個常常在與世隔絕的偏遠地區獨自旅行的成年人，我對于世界和我自己都有了許多新的認知：旅途中遭遇的陌生感，歡樂，隨之感受到的身心解放與真諦……”

一如索魯所言，“壯游”（grand tour）是回家的方式，更多時候，我們最深的鄉愁屬于我們從未去過的地方。因此，旅游不只是產業，也承載著人類的自我更新、心靈追求和文化的創新創造，旅游的應有之義是讓人們通過親身的勘探克服媒介化生存的懸浮感，而不是繼續活在算法的投喂、惡俗玩梗的低級趣味和審美的降級、漢語的退化之中。

由此，我們逐漸逼近旅行的真諦：文旅產業的一域之光，屬于中國式現代化的大文章，文旅是美好生活的實景演繹，是實現物質富裕與精神富裕的重要途徑，“旅行的意義”與中國式現代化的終極追求其實是一致的，那就是：促進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這，才是文旅發展的“定力”。

新華日報·交匯點記者 馮圓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