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在關乎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日戰爭中，中華兒女不分階層、不分職業，眾志成城，共御外敵。從硝煙彌漫的戰場到文藝宣傳的陣地，從物資保障的后方到秘密情報的戰線，萬千力量匯聚成不可阻擋的民族洪流。歷經歲月洗禮而留存至今的抗戰信物，是歷史的見證者，也是精神的傳遞者。

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之際，荔枝新聞推出《抗戰信物·時空對話》系列報道，以“信物”為媒，邀請當代青年與抗戰親歷者的后人展開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話，重溫那段波瀾壯闊的歲月，探尋跨越時代的青春信念。

“我們都是神槍手，每一顆子彈消滅一個敵人。我們都是飛行軍，哪怕那山高水又深……”提到抗戰，就不得不提起這首膾炙人口的《游擊隊歌》。這首誕生于1937年戰火硝煙中的抗日戰歌，由著名音樂家賀綠汀作詞作曲，刻畫了游擊隊員機敏勇敢的形象，一經唱響便迅速傳播，激蕩人心的旋律傳唱至今。

如今，《游擊隊歌》的手稿靜靜珍藏于中共一大紀念館。泛黃的紙張上，刻進紙背的筆跡仍清晰可見。

為了探尋這首傳世抗戰歌曲背后的故事，來自上海音樂學院的學生林瑞灃走進賀綠汀舊居，傾聽賀綠汀的女兒賀元元講述這位上音老院長的諸多往事和《游擊隊歌》的創作經歷，一道回望那段被音符和信仰共同鐫刻的歷史記憶。激昂旋律的背后，每一個音符都承載著歷史的重量，也映照著賀綠汀作為“人民音樂家”的信念。

“我們家鄉在湖南邵陽邵東鄉下一個很偏遠的小山村，祖父是地地道道的農民，父親是家里最小的兒子。我三伯賀培真早年在湖南第一師范讀書，跟毛主席是同班同學。我父親經常去看我三伯，所以在那個時候已經接觸了一點進步思想。三伯到法國留學后，留下來很多五線譜教材，我父親如獲至寶。”賀元元說。1923年，賀綠汀以第一名的成績考進長沙岳云學校，正式開啟音樂人生。

1926年，英國軍艦在四川制造“萬縣慘案”，激起各地民眾怒火。賀綠汀帶領三十余人點火焚燒了設在邵水邊上的英國公司煤油庫。同年10月，他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7年12月，廣州起義爆發，賀綠汀隨教導團參戰。不會打仗，他就幫機槍手裝子彈。起義失敗后，他隨部隊撤退至海豐縣城，留下擔任東江特委宣傳干事，畫宣傳畫，寫下了人生中第一首革命歌曲《暴動歌》：“兵工農，兵工農，起來大暴動；打土豪，分田地，革命大成功！” 

“有一種說法是說《暴動歌》是賀老后來創作《游擊隊歌》的前奏曲，您怎么看？”聆聽著賀綠汀作為革命音樂家的成長歷程，林瑞灃問賀元元。

“我父親在廣東是親自上戰場的，《游擊隊歌》也是他親眼看著那么多戰士沖鋒陷陣，看到那么多難民在逃難，親身體會才能寫出流芳百世的歌曲。”

1937年，八一三事變爆發后，賀綠汀加入上海文藝界組織的抗日救亡演劇隊，奔赴前線宣傳抗日。他一路從南京到山西，目睹戰火中的百姓流離失所，也見證了無數戰士浴血奮戰。賀元元回憶，有一次在前線宣傳到一半，警報就拉響了，父親和隊員們只能躲進防空洞，外面是不絕于耳的轟炸聲和機關槍掃射聲。

在山西臨汾，八路軍炮兵團的將士們告訴賀綠汀，部隊從陜西出發時還沒有炮，如今這些都是繳獲日軍的或者閻錫山部隊南逃時丟棄的炮。“沒有槍，沒有炮，敵人給我們造。”這句關鍵的歌詞就這樣出現在他的腦海中。

在戰地的油燈下，賀綠汀一夜之間寫下《游擊隊歌》。1938年，在八路軍高級干部晚會上，賀綠汀指揮演劇隊第一次表演了《游擊隊歌》。沒有樂器，戲劇家歐陽山尊就用口哨伴奏。盡管演出條件簡陋，但歌曲本身卻引發了在場所有人的強烈共鳴。

很快，《游擊隊歌》就在華北各敵后根據地傳唱開來，并迅速流傳到長城內外、大江南北，點燃了全國軍民捍衛國土、痛擊日寇的決心。

《游擊隊歌》的感染力也跨越了國界。在晉察冀根據地，一位外國醫生在行軍途中，經常哼唱起這首歌，他就是白求恩。美國記者埃文斯·福代斯·卡爾遜在其著作《中國的雙星》中多次提到這首歌曲。

而這種感染力并未隨時間削弱，賀元元回憶起一件往事，“1999年我父親去世以后，我隨單位到成都去演出。吃飯的時候旁邊有一桌不認識的人，當他們知道我是賀綠汀的女兒，都情不自禁地唱起了《游擊隊歌》。我當時感動得眼淚都要流下來了，我說，謝謝你們沒有忘記我父親。”

“音樂它可以是武器，可以是射向日本鬼子的子彈。它可以關系到人民的幸福生活，祖國的命運和發展，這是最重要的。”賀元元說。

今天，《游擊隊歌》的旋律仍在校園、舞臺、紀念活動中響起。從山野到城市，從戰時到和平，它跨越時間與空間，依然喚起人們心中最深的共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