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展之后才知道左聯如此之重大！”“中國青年‘只是向上走’，有一份光，發一份熱！”7月15日，上海魯迅紀念館。新華日報·交匯點記者與00后大學生組成的尋訪團走進上月開幕的“時代強音——中國左翼文化運動文物史料展”時，觀眾留言墻上，一行行字句寫滿參觀者跨越時空的共鳴。
展柜中，一本本泛黃的革命文學期刊靜靜陳列，其中以星辰命名的《北斗》尤為醒目。1932年1月，在由丁玲主編的《北斗》刊物（第二卷第一期）上，東北籍青年作家李輝英的小說《最后一課》問世，被認為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抗日題材短篇小說。
我非武人，但報國不容袖手
“《最后一課》或許存在一些稚嫩之處。但作為第一篇抗日題材短篇小說，它的意義早已超越了文學本身。”中共四大紀念館副研究館員顧良輝揭開了《最后一課》的創作始末。
1931年，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爆發。聞訊后，遠在上海的21歲吉林學生李輝英滿懷家國之痛和不共戴天之仇，揮筆寫下《最后一課》。文末落款顯示，文章于當年秋天——“日軍進占吉林后十三日寫畢于吳淞”。
起初，李輝英給這篇不到9000字的小說取名為《某城記事》。發表前，時任《北斗》主編的丁玲將標題改定為《最后一課》。
《北斗》雜志1931年9月創刊于上海，是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以下簡稱“左聯”）的機關刊物。大量揭露底層苦難、呼吁民族覺醒的作品在此集結，更是培育文學新人的沃土。
“丁玲顯然是受到半個多世紀前、都德的同名作品啟發，兩篇小說都蘊含著民族危亡時刻的抗爭精神。”顧良輝說。
李輝英的小說《最后一課》描述的是女學生因撕掉日軍司令部張貼的布告而被捕，校長走進拘留所，為他們講授抗日救亡的 “最后一課”。
“幾天來因為日本兵占據全城，搶劫，奸淫，焚燒常常把這些壞消息在日本兵嚴密監視下傳入我們的耳朵內，為的避去日本兵的侮辱，人們都躲在家內，街上再也找不出昔日的熱鬧情形了。”剛一開篇，作者就用筆墨勾勒出東北淪陷區在日寇陰霾下的場景。
“孩子們 ,你們這樣小就做了亡國奴,多么可憐！”“你們看，日文課添上了，日文先生不是教過你們了么？”“你們僅只受到短時的中國教育呀。你們到底愛護中國不？”這些痛徹心扉的發問，與都德筆下小弗郎士所說“難道就再也不能說法語了嗎”一樣，道盡了文化失守的焦慮。
值得一提的是，1941年12月，侵華日軍坦克肆意開進上海租界，暨南大學被迫停課，教授鄭振鐸提筆寫下散文《最后一課》。“最后一課”的悲壯，10年后在苦難的中國再次回響。
“個人身為東北人，對于東北的淪陷，不能熟視無睹。”李輝英后來在《三十年代初期文壇二三事》一書中自述：“我非武人，但因報國不容袖手，于是聯想到縱然不能真刀真槍與倭寇拼個你死我活，目前應以手中掌握的一支筆，橫掃妖氛，取得最后的勝利大有必要。”
從“抗戰文學”到“文學抗戰”
帶著“亡國亡省的痛心”，李輝英1933年春加入“左聯”，有組織地投入到革命事業中，用筆尖書寫時代的抗爭。同年，他根據“萬寶山事件”創作的長篇小說《萬寶山》出版，成為第一篇抗日長篇小說。
一個講臺、一塊黑板、幾張長條凳……走進位于上海多倫路的左聯會址紀念館展廳，仿佛回到了95年前的場景：1930年，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的第一個革命文學組織左聯在此成立，將分散的進步作家凝聚成“以筆為刃” 的力量。
顧良輝介紹說，上世紀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在中國革命進入低潮、中華民族處于危急存亡的關鍵時期，黨中央明確提出要建立一個由黨直接領導的文學組織。潘漢年、馮雪峰等按照黨的指示，聯絡魯迅、茅盾等進步作家成立“左聯”。它的成立不僅凝聚了進步作家的力量，更在艱難時局中為文藝創作指明了方向。眾多作家在其影響下投身于時代的書寫，身為文壇旗幟的魯迅成為“左聯”的精神領袖。
“北方人民的對于生的堅強，對于死的掙扎，卻往往已經力透紙背”。魯迅與東北作家結下深厚友誼，還親自為蕭紅《生死場》作序。由蕭紅、蕭軍、李輝英等創作者凝聚成的“東北作家群”，他們筆下的黑土地與抗爭者，成為抗戰文學中最滾燙的篇章。
上海魯迅紀念館陳列部副研究館員高方英介紹，從胡也頻的《光明在我們的前面》到茅盾的《子夜》，再到魯迅作序的《豐收》……“左聯”用7年時間創作了上百部文學作品。而這些文字要抵達讀者，同樣需闖過國民黨當局的禁錮。1931年2月，“左聯”五烈士被害后，魯迅與馮雪峰冒著極大風險編刊《前哨》“紀念戰死者專號”。從“抗戰文學”到“文學抗戰”，這種 “韌性的戰斗”，構成了這批進步知識分子的精神坐標。
“ ‘左聯’五烈士，去世時平均年齡才20多歲。他們明知危險，卻為民族救亡義無反顧。”顧良輝動情地說，有的“左聯”作家生活非常艱苦，合租在陋室，冬典夏衣、夏典冬衣，一年四季腳上都穿著悶腳的雨鞋。即便如此，他們仍以堅定的信念，在黑暗中執燈前行。
“一張平靜的書桌” 來之不易
今年7月，在蘇州開幕的江蘇書展上，一批帶著歷史溫度的抗戰題材圖書集中上新，將人們的目光拉回那個風雨如晦的年代。
曾獲得魯迅文學獎的作家、評論家、蘇州大學講席教授王堯帶來新作《桃花塢》，以1937年蘇州淪陷為背景，書寫抗戰時期知識分子的精神成長。
“文學在抗戰中不是點綴而是武器。” 王堯說，“抗戰的故事是不朽的——我們這個民族之所以生生不息，就在于在困境中總有一批可稱得上‘中國脊梁’的人物：他們走在時代前列，擔負起民族的責任。正是他們的奉獻、犧牲，才迎來了新中國，換來了今天安放得下‘一張平靜的書桌’的和平環境。”
1932年7月，創刊未滿一年的《北斗》被國民黨當局查禁，畫上了休止符。但作家們一直沒有停止戰斗。
1936年，李輝英舉家遷往北平，成為北平“左聯”的領導人之一。抗戰期間參加“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七七事變后他全身心投身抗日，成為書寫抗戰文學時間最長、產量最豐的作家之一。從21歲“起而執筆為文”到80歲去世，他留下了《松花江上》《霧都》《前方》等諸多飽含家國情懷的力作，筆鋒間的救亡精神與民族大義，貫穿了近六十載創作生涯。
“看到這些90多年前的‘同齡人’，我常想，如果回到抗戰年代，我會作出怎樣的選擇？”尋訪過程中，00后大學生殷睿琳常常捫心自問。在根據小說《最后一課》創制的海報中，她鄭重寫下：以筆為槍，向黑暗開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