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是一體學思踐悟習近平法治思想、習近平文化思想的題中應有之義。
◇習近平總書記站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中華文明永續傳承的戰略高度，深刻把握人類社會發展大歷史觀，深刻洞悉中國歷史發展大趨勢，從浩如煙海的文獻典籍和博大精深的文化遺產中，高度概括了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的理論體系和時代精華。
◇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加快構建中國自主法學知識體系，使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煥發新的生命力，賦予中華法治文明新的時代內涵。
文|習近平法治思想研究中心
中國國家版本館中央總館（2022 年 7 月 30 日攝） 李賀攝 / 本刊
泱泱中華，歷史悠久，文明博大。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蘊含豐富法治思想和深邃政治智慧，是中華文化的瑰寶。要積極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賦予中華法治文明新的時代內涵，激發起蓬勃生機。
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是一體學思踐悟習近平法治思想、習近平文化思想的題中應有之義。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論述，深刻闡釋了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的重大意義和實踐要求，為我們堅持“兩個結合”，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
走適合自己的法治道路
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是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必然要求。
每個國家和民族的歷史傳統、文化積淀、基本國情不同，其發展道路必然有著自己的特色。中華民族有著五千多年悠久文明歷史的深厚底蘊，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走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我們要堅持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本質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在法治領域的具體體現。走什么樣的法治道路、建設什么樣的法治體系，是由一個國家的基本國情決定的。近代以后，一些人試圖在中國照搬西方法治模式，但最終都歸于失敗。歷史和現實告訴我們，只有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從我國革命、建設、改革的實踐中探索適合自己的法治道路，同時借鑒國外法治有益成果，才能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夯實法治基礎。
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是更好擔負起新的文化使命的必然要求。
在新的起點上繼續推動文化繁榮、建設文化強國、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我們在新時代新的文化使命。中華文明延續著我們國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脈，既需要薪火相傳、代代守護，也需要與時俱進、推陳出新。只有將國力的強大轉化為文明上的興盛，堅定走自己的路，成為新文明的主體，一個民族才能最終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們要讓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成為中國的，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成為現代的，就要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讓源遠流長的中華法系融入與時俱進的中華法治文明。
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必然要求。
中國式現代化賦予中華文明以現代力量，中華文明賦予中國式現代化以深厚底蘊。中國式現代化是賡續古老文明的現代化，而不是消滅古老文明的現代化。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需要充分發揮全黨全國各族人民今天所具有的偉大智慧，也需要充分運用中華民族五千多年來積累的偉大智慧。
中國式現代化離不開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和弘揚。我們要汲取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精華，吸收借鑒人類法治文明有益成果，善于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治國理政的理念和思維，廣泛借鑒世界一切優秀文明成果，行法治之力、積法治之勢，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提供長期性的制度保障，為中國式現代化構筑強大法治保障和文化支撐。
基本內涵和時代價值
習近平總書記站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中華文明永續傳承的戰略高度，深刻把握人類社會發展大歷史觀，深刻洞悉中國歷史發展大趨勢，從浩如煙海的文獻典籍和博大精深的文化遺產中，高度概括了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的理論體系和時代精華。這些優秀的思想和理念彰顯了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的智慧，同時也賦予了中華法治文明新的時代內涵。
——“出禮入刑、隆禮重法”的治國策略。“出禮入刑、隆禮重法”，指在治理國家時應當將禮儀和法律結合起來，既注重禮儀教化，又重視法律制度。荀子提出“治之經，禮與刑”，正是強調了治理國家的兩種基本規范類型。“出禮入刑”并不是機械地要求禮和法在適用上完全對應，而是強調禮和法是有差異的統一。“隆禮重法”最早是荀子在綜合孔孟禮樂思想和法家法學思想的基礎上提出的，強調禮的功能在于積極規范、法的作用在于消極刑禁，將禮和法統一起來。這一思想對我國秦漢以后的政治制度、倫理道德、思想觀念都產生了深遠影響。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法治建設，努力形成良好的社會風尚和社會秩序。”“深入挖掘和闡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的時代價值，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
2021年，我們隆重舉行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慶祝活動，慶祝活動盛大莊嚴、氣勢恢宏，禮序乾坤、樂和天地，充分體現了儀式感、參與感、現代感，辦出了中國風格、中國氣派、中國風采，起到了統一思想、凝聚力量、振奮人心、鼓舞士氣的作用。近年來，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在有關法律制定修改過程中，更加重視在立法中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比如，制定出臺了愛國主義教育法、英雄烈士保護法、反食品浪費法等多部旨在弘揚中華民族傳統美德、提高全社會道德水平的法律。這些法治實踐都傳承和彰顯了“出禮入刑、隆禮重法”的理念和策略。
——“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的民本理念。“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指只有以百姓為國家的根本，根本穩固了，國家才能安寧。《尚書·五子之歌》根據夏王失德失民亡國的教訓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從西周統治者關于“敬天保民”思想的提出，到孔孟關于“德治”“仁政”理論的形成，漢唐明清政治家、思想家都注重民心所向。
人民立場始終是中國共產黨的根本政治立場，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區別于其他政黨的顯著標志，也是民本思想在當代中國的傳承和發展。“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是習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義之一。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全面依法治國最廣泛、最深厚的基礎是人民，必須堅持為了人民、依靠人民。要把體現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維護人民權益、增進人民福祉落實到全面依法治國各領域全過程。推進全面依法治國，根本目的是依法保障人民權益。”
近年來，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設立的基層立法聯系點，成為讓基層聲音原汁原味抵達國家立法機關的“直通車”，是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生動實踐。檢察機關深入踐行“為大局服務，為人民司法”理念，聚焦社區團購、網絡營銷、直播帶貨等新業態涉食品安全問題加強公益訴訟，守護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用法治保障人民安居樂業，不斷增強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源自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使命，也與中華文明的民本思想一脈相承。
——“天下無訟、以和為貴”的價值追求。“無訟”是儒家的理想目標，“以和為貴”是最理想的道德境界。孔子云：“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有子說：“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我國古代的一些思想家認為，作為治理者，如果能正人心、厚風俗，以德化民，就能達至天下無訟。
我國的國情決定了大量社會矛盾、糾紛不能“一訴了之”，法治建設既要抓末端、治已病，更要抓前端、治未病。當前，我國政法領域正在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積極推動訴源、訪源、案源治理，推動矛盾糾紛源頭化解。新時代“楓橋經驗”植根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凝聚了中華民族的精神和智慧，與“未雨綢繆、預防在前”的治理理念、“以和為貴、息訴止訟”的司法理念、“重義輕利、義在利前”的文化基因等相契合，成為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的生動法治實踐。
——“德主刑輔、明德慎罰”的慎刑思想。“德主刑輔、明德慎罰”，指對待百姓應以愛養教化為本，并在一定程度上認可刑罰的懲戒效用，強調重視道德教化和刑罰適中寬緩。中國古人很早就認識到德與刑的辯證統一關系，在德與刑的運用上，主輔秩序儼然。時至今日，“德主刑輔、明德慎罰”思想仍在我國法治實踐中得以傳承和發揚。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內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規范社會行為、維護社會秩序的作用。治理國家、治理社會必須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既重視發揮法律的規范作用，又重視發揮道德的教化作用，實現法律和道德相輔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
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之際，兩次簽署主席特赦令，依法對符合特定條件的服刑罪犯實行特赦，充分彰顯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承續中華文明慎刑恤囚、明刑弼教的優良傳統，彰顯了我國法治大國、文明大國的形象。
——“援法斷罪、罰當其罪”的平等觀念。“援法斷罪、罰當其罪”強調判斷罪情要有法律依據，罰與罪應當均衡。其淵源可追溯至先秦，具有樸素的罪刑法定主義意味。西周時期成文法以大綱的形式記載于刑書中，作為刑官判斷罪情輕重的依據。據學者統計，現存唐代司法判牘與擬判大部分能夠征引律文，或至少引據法意。這一平等觀念體現于中華法系的法典條文和司法實踐中，彰顯著中華法治文明的先進性。
在我國當代法治實踐中，“援法斷罪、罰當其罪”的理念仍發揮著重要影響。比如，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出臺《關于加強和規范裁判文書釋法說理的指導意見》，旨在加強法律適用的準確性和規范性。隨著電影《第二十條》熱映，正當防衛成為熱詞，“法不能向不法讓步”進一步成為全社會共識。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2024年工作報告都提到正當防衛典型案例，進一步明確了正當防衛的法律規定和立法精神，切實矯正錯誤傾向，確保依法準確適用正當防衛制度，維護社會公平正義。
——保護鰥寡孤獨、老幼婦殘的恤刑原則。中國古代的恤刑思想流傳久遠。《說文解字》將“恤”解釋為“憂也。收也。”是指人們產生惻隱之心的時候，就能感同身受去憐憫他人。“恤”與“刑”連用，即為對罪犯施以刑罰時，要存有憫恤之意。恤刑最早見于《尚書·舜典》：“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周禮·秋官》有“三赦之法”，即對年少體弱的人、七八十歲的老人及智力有障礙的人采取寬宥政策。秦漢以后建立了一系列保護鰥寡孤獨、老幼婦殘的恤刑原則和法律制度。
我國的法治建設一貫重視恤刑的理念和價值。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制定和完善了一系列保護困難群體的實體與程序制度，在司法實踐中樹立了保護老弱婦幼等群體的鮮明的價值導向，成為我國法治建設的突出亮點。比如，近年來，司法機關積極落實并推進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貫徹少捕慎訴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就是傳承古代慎刑恤刑思想的重要體現。又如，在刑事司法實踐中探索建立的少年法庭、未成年人檢察廳以及針對青少年、年長者的量刑從寬政策也是對恤刑原則的傳承。
實踐中把握三原則
習近平總書記從更好擔負起新的文化使命的高度，著重從堅定文化自信、秉持開放包容、堅持守正創新三個方面為我們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指明了道路。在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的實踐中，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論述精神，應切實把握好三個基本原則。
堅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這三個“更”，凸顯了“文化自信”在“四個自信”中的地位。有文化自信的民族，才能立得住、站得穩、行得遠。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堅定法治自信，積極闡釋中國特色涉外法治理念、主張和成功實踐，講好新時代中國法治故事。加強涉外法治理論和實踐前沿課題研究，構建中國特色、融通中外的涉外法治理論體系和話語體系，彰顯我國法治大國、文明大國形象。這為我們堅定文化自信、堅定法治自信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引和實踐途徑。
秉持開放包容。開放包容始終是文明發展的活力來源，也是文化自信的顯著標志。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并不意味著故步自封，閉上眼睛不看世界。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鑒而豐富。法治是人類文明的重要成果之一，法治的精髓和要旨對于各國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具有普遍意義。因此，我們要學習借鑒世界上優秀的法治文明成果。但是，學習借鑒不等于是簡單的拿來主義，必須堅持以我為主、為我所用，認真鑒別、合理吸收，不能搞“全盤西化”，不能搞“全面移植”，不能照搬照抄。
堅持守正創新。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對文化建設來說，守正才能不迷失自我、不迷失方向，創新才能把握時代、引領時代。”守正，守的是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指導地位的根本制度，要求我們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在堅持黨的全面領導、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等重大問題上做到頭腦特別清晰、立場特別堅定，不能被西方錯誤思潮所誤導。創新，創的是新思路、新話語、新機制、新形式，要在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指導下，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加快構建中國自主法學知識體系，使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煥發新的生命力，賦予中華法治文明新的時代內涵。（執筆：朱乾乾）
（《瞭望》2024年第32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