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日報/紫金山新聞記者 杜瑩
11月26日下午2時許，從美國飛抵南京的航班降落在祿口國際機場。61歲的美籍華人魯照寧拖著兩個大行李箱，走出國際到達大廳。箱子里裝的是他最近在海外收集的老報紙、舊文獻等，為此，他特意支付了額外的行李托運費，以確保運輸安全。
此次回國，只為赴一個堅持了21年的約定——每年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前夕，魯照寧都會專門從美國“飛”回南京，親手向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下文簡稱“紀念館”）捐獻一批文物史料。從2004年至今，他已累計向紀念館捐贈文物史料近3000件（套），其中包括國際社會最早報道南京大屠殺的原件。這些多國記載的史料相互印證，讓南京大屠殺的歷史事實更加清晰、無可辯駁。
鐵證如山，不容否認！勿忘國恥，吾輩自強！
美籍華人持續21年的海外“搜證”
12月5日，紀念館舉行文物史料捐贈儀式，魯照寧捐贈的一批英、法文刊物，以第三方視角為侵華日軍暴行提供了有力佐證。其中，1937年12月18日《新聞與觀察家報》轉載了美聯社“日軍入城后南京發生大規模屠殺”的消息，當時美國很多報紙都轉載了這個消息，說明南京大屠殺在當時廣為人知。
9月2日，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舉行文物史料捐贈儀式。美籍華人魯照寧捐贈了文物史料，包括報紙、雜志、歷史照片等。 南京日報/紫金山新聞記者 孫中元 攝
魯照寧還將一份1946年7月27日《道報》（北平版）捐贈給紀念館，該報刊登了兩則關于東京審判的報道。《東京戰犯法庭中——衛爾生（威爾遜）陳述南京大屠殺》報道了威爾遜的出庭證詞：“日軍用汽油燒斃華人、用槍尖刺死婦孺、并強奸婦女”“日軍進入南京后數日，南京鼓樓醫院，即住滿不同傷勢之男女老幼”。《我證人詳述日軍獸行》報道了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中方成員、住房委員會負責人許傳音的出庭證詞：“日軍進入南京后逢人便殺”“當時南京城內不分南北東西，國人遭屠殺之慘景到處一般，城內滿街均是尸體”。
1937年12月8日法國《卓越報》介紹了南京淪陷前夕的人口問題，反映南京淪陷時人口規模仍然很大，“尚有百萬居民”。 南京日報/紫金山新聞記者 孫中元 攝
南京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國家記憶與國際和平研究院研究員張生說：“這兩篇報道真實反映了當時社會各界人士對于東京審判和南京大屠殺暴行的關注，報道中不僅原封不動記錄了威爾遜、許傳音在法庭上的證詞，還生動地描繪了法庭上松井石根的丑態。”
事實上，這已經是魯照寧今年第三次向紀念館捐贈文物史料了。
12月5日，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舉行文物史料捐贈儀式，一批揭露侵華日軍罪行的文物史料對外公布。圖為一張珍貴歷史照片，真實定格了侵華日軍占領南京前后的情景。 南京日報/紫金山新聞記者 孫中元 攝
16歲那年，魯照寧隨父母赴美定居，大學畢業后一直供職于紐約電力公司。20世紀末，他在華人報刊上看到有關南京大屠殺的新聞，這讓他聯想到小時候母親告訴他，日本侵華期間，外公曾被日本軍人扇耳光，掉了兩顆牙齒。2000年，他讀到美籍華裔作家張純如的著作《南京浩劫：二戰中被遺忘的大屠殺》，首次全面了解這段歷史。后來看到日本右翼分子瘋狂攻擊該書及其作者，否認南京大屠殺的存在，他開始有意識地在網上搜尋、整理日本侵華戰爭相關史料和證據。
2004年，魯照寧首次把他在美國征集到的兩本有關南京大屠殺的書籍捐贈給了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那時他就暗下決心：要為家鄉，為紀念館，持續“打撈”這些散落海外的史料證據。
二十余年的堅持，讓魯照寧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他主要通過國外Ebay網，用NANJING或者China1937、WWII、WW2等關鍵詞去搜索。再根據搜索結果過濾，挑選具有代表性的重要史料，以拍賣或一口價的方式獲得這些史料證據。在他的印象中，“最貴”的一份資料是《日本侵華戰爭日記》合訂本（1937年7月7日至1939年12月31日），為此他花費了1001美元。
為了支撐這項“事業”，魯照寧經常通過加班賺取費用。“一年工作了別人兩年半的時間。我們正常一天工作8小時，超過的部分按1.5倍收入計。我有時熬通宵，有時周末加班。”他說。
最初，家人和朋友并不理解他的選擇。“父親希望我多照顧家里。朋友們認為我有這些錢，可以過得好一點。”然而，這些年來，魯照寧堅持自己的選擇，“家人們從最初的反對到無言，然后由默認到現在的支持。現在每次收集資料，他們都會幫我整理復印件，這份支持給了我持續尋找的動力和信心。”
今年，魯照寧正式退休，原以為時間會更充裕，他卻感到“更忙了”。除了陪伴家人，他將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史料的收集與整理中，這也是他今年得以向紀念館完成三次捐贈的重要原因。
偶爾，會有不了解這段歷史的人問魯照寧：事情已經過去半個多世紀，書本和報道都能看到，這與今天的我們還有什么關系？他總是這樣回答：“一個民族的命運就是每個家庭的命運，一個民族的歷史就是每個家庭的歷史。我們都會老去，也會離開這個世界，但歷史不會。”
15歲高中生無償捐贈的誓言
魯照寧是眾多向紀念館捐贈史料的熱心人士中的典型代表。在12月5日舉行的捐贈儀式上，來自徐州沛縣漢興高級中學的高一學生于聹鵬尤為引人注目。年僅15歲的他，是此次捐贈者中年齡最小的一位。
12月5日，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舉行文物史料捐贈儀式，一批揭露侵華日軍罪行的文物史料對外公布。圖為徐州高中生于聹鵬展示捐贈的侵華日軍“花見部隊”相冊。 南京日報/紫金山新聞記者 孫中元 攝
此次他捐贈的第一件文物，是侵華日軍第十三師團山炮兵第十九聯隊第三大隊第九中隊中隊長山川儀仁寄往日本福島縣“山川德太郎”的信件，信封正面蓋有“南京陷落紀念”郵戳。信中寫道：“首都南京，終于在13日被我們攻占了。”據考證，山川儀仁所在部隊參與了南京幕府山大屠殺。
第二件是侵華日軍“花見部隊”相冊，收錄的44張照片清晰地記錄了醫院化驗室、物資室、病房布局等，集中反映了侵華日軍在天津設立野戰醫院的情況。
專家指出，于聹鵬捐贈的這兩件文物，都是日本侵華罪行的直接見證，具有重要的價值。
如此珍貴的文物從何而來？這背后，是一位少年長達10年的執著追尋。于聹鵬告訴記者，他的大伯是南京農業大學副教授、藝術學博士，酷愛收藏。自幼他便跟隨大伯穿梭于博物館、古玩市場，聆聽老物件背后的歷史故事，心中早早埋下了對歷史文化的興趣種子。然而，真正將這份好奇升華為守護責任的，是他多次參觀紀念館的經歷。
“每次來到紀念館，站在遇難者遺骸前，看到侵華日軍暴行的實證照片，內心都會受到極大震撼。這讓我深深意識到，必須把這段歷史記憶傳承下去，而守護歷史文物是重要的方式之一。”于聹鵬說。10年來，他經常利用課余時間收藏老物件，足跡遍及徐州、南京等地的古玩市場，同時通過線上二手渠道甄選購買。如今他的個人收藏已達百余件，家中儼然成了一座“小博物館”。
“最初是攢壓歲錢，后來通過‘以藏養藏’的方式，用變現的錢再去購買心儀藏品，一步步積累到現在。”于聹鵬表示，此次捐贈的兩件文物正是通過二手交易平臺購得，共花費兩萬余元。“收藏人在長沙，約定取貨那天我突發高燒，但還是堅持趕了過去，因為這些東西實在太重要了。”
收到文物后，于聹鵬主動聯系紀念館商討捐贈事宜。在他看來，紀念館具備專業保存條件和研究力量，能更好地保護并挖掘這些史料的價值。同時，交由紀念館公之于眾，也能讓更多人了解歷史真相，這才是文物真正的價值所在。
“今后如果還能收集到此類文物，我依然會選擇捐贈，絕不會出售或私藏。”于聹鵬說，“日本侵華是中華民族永遠的傷痛，南京大屠殺是鐵證如山的罪行，這是民族記憶的一部分，絕不能被遺忘。”
在南京大屠殺慘案發生88年后，這些文物仍能被發現、征集并公之于眾，其本身就是一個強烈的信號：意味著對歷史真相的追尋、對民族創傷的銘記，是一場永不停息的正義接力。這些文物來自不同的捐贈者——可能是歷史學者的潛心發掘，可能是民間人士的世代珍藏，也可能是國際友人的無私提供。它們的匯聚，彰顯了海內外中華兒女以及所有秉持正義的人們，共同守護人類良知底線的堅定立場。
人們參觀南京大屠殺史實展。 南京日報/紫金山新聞記者 孫中元 攝
這一切，也離不開紀念館40年如一日的堅持。自1985年建館以來，紀念館始終高度重視文物史料的征集與研究工作，迄今藏品總量已達10.68萬件（套），其中包含大量珍貴文物。這些來自世界各地的文物史料，共同構成了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暴行的加害方、受害方與第三方的完整證據鏈，成為那段黑暗歷史的直接見證。
國家記憶與國際和平研究院研究員孟國祥指出：“這些年來，紀念館持續征集、鑒定有關南京大屠殺的文物史料，這項工作對于還原歷史、深化研究、提升公眾歷史認知，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價值。”
老中青三代的學術接力與深耕
如果說不斷匯集的文物史料，構成了還原歷史的堅實基礎；在此之上的學術研究，則使得這段歷史從一個民族的特殊記憶提升到具有全人類警示意義的完整歷史認知。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內學術界對南京大屠殺史進行了專題研究，各地出版了一系列重要的史料和成果，形成了比較完善的學術研究體系，南京大屠殺歷史已成為不爭的事實。近年來，南京大屠殺及相關歷史的研究，早已突破單一的事件敘述，呈現出跨學科、多視角、國際化的蓬勃趨勢。老中青學者從軍事作戰、社會創傷、法律審判、集體記憶等諸多維度切入，不斷豐富和深化人們對那段歷史的理解。
12月2日，“銘記歷史、珍愛和平——2025年度國家公祭主題新書發布會”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舉行。一批反映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揭露日本軍國主義戰爭罪行、弘揚偉大抗戰精神的新作發布。圖為現場發布的新書。 南京日報/紫金山新聞記者 孫中元 攝
12月2日，在紀念館舉行的“銘記歷史、珍愛和平——2025年度國家公祭主題新書發布會”上，由江蘇省社科院歷史研究所資深專家孫宅巍和楊穎奇研究員帶領青年學者團隊共同完成的《南京保衛戰全紀錄》備受矚目，該書也是紀念館推出的“南京保衛戰史料與研究”系列叢書最后一冊，是全面抗戰期間，正面戰場22次重大戰役中的第一部具有“全史”性質的學術專著。
年逾八旬的孫宅巍是國內研究南京大屠殺史的專家，目前仍在爭分奪秒進行南京大屠殺歷史的研究。他表示，《南京保衛戰全紀錄》的出版，不僅是對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一次重要戰役完整系統的研究總結，更是對那段血與火歷史的最新致敬。“尤其是南京保衛戰的時空范疇、兵力損耗等，都與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的時空范疇與死難人數有著多重的交叉與關聯，所以這部著作也為南京大屠殺的深入研究注入了新的生命細節與人文溫度。”孫宅巍說，期望通過這本書的出版發行，歷史能被更清晰地銘記，犧牲能被更深切地緬懷。
研究越深入，真相越牢固；維度越豐富，記憶越深刻。今年，南京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張生在《威廉·韋伯對南京大屠殺責任的思考——基于韋伯檔案的考察》一文中，通過對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長威廉·韋伯檔案的研究，揭示了韋伯在法庭判決之外，對于南京大屠殺責任認定的一系列深刻且獨立的思考。
張生表示，韋伯在思考中提出了許多關鍵問題，例如日軍所謂“事變”的含義、民事官員的責任、誰應對南京大屠殺負責以及法庭的定罪策略等，“這些問題促使我們更加深入地研究南京大屠殺的歷史。”張生認為，“韋伯的檔案為我們提供了重新審視南京大屠殺責任問題的視角，同時也提醒我們，歷史研究需要不斷與遺忘作斗爭，進一步深化對南京大屠殺的研究仍然是學界的重要任務。”
一年一度的“勿忘國恥、圓夢中華”學術研討會是集中展示本年度南京大屠殺相關研究的重要平臺。12月5日，本年度學術研討會在南京召開，來自省社科院、南京大學、南京師范大學等單位的近50位專家學者，圍繞南京大屠殺歷史研究、記憶傳播與和平教育展開了深度研討。
在江蘇省中國近現代史學會會長、南京師范大學副校長張連紅看來，本次研討會實現了三大突破：老中青三代研究者同臺交流，跨學科研究方法集中呈現，增設與談環節深化學術與傳播議題探討，為歷史記憶向社會傳播搭建了重要橋梁。
針對未來的研究與傳播工作，張連紅認為可以從三方面持續發力：一是深耕歷史事實研究，厘清未知史實，打撈湮沒的歷史人物事跡；二是強化歷史記憶傳播，整合政府與民間力量，運用多元手段提升國際影響力；三是推動AI技術賦能歷史傳播，通過數字化手段突破時空限制，讓南京大屠殺歷史記憶走進更多受眾。
